清代地方文官制度中，总督、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被归入第一档次，属于“地方大员”行列；盐运使、各分守道、分巡道以及知府列入第二档次，属于“中级官员”；知州以下各官则属于第三档，称之为“基层官”。
如果按品级来分的话，就是从一品至正三品为第一梯队，明清定制，只有达到三品的这个级别才能称为“大臣”；从三品至从四品为第二梯队，是地方行政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；正五品以下是第三梯队，绝对处于从属地位，少有发言权。
不同层级都有固定的升迁规则，在同一档次中，官员升迁相对容易，比如从知县升为散州知州，散州知州升为直隶州知州。而要从直隶州知州升为知府，或是从道员升任按察使，那么难度就很高。
御史就以从四品的知府为例，来了解一下清代地方官升迁制度中的一些基本规则。
知县一职能把90%的人熬死
清中期，全国的知县总数为1300余人，是地方文官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，也是成分最为复杂的一个群体。
知县由于数量多，在授职方面较为宽松，既有正途出身的进士、举人、荫生、贡生、监生，也有捐纳、杂职等异途出身者。
不过知县是一个得缺容易升迁极难得岗位，从吏部文选司的相关规定来看，知县升迁必须具备几个前提条件：
一是出身要硬。如果是翰林、进士出身者，那么就有升迁的机会，因为翰林、进士属于稀缺品种，有清一代进士总数量才二万余人，他们被视为王朝的精英分子。
二是朝中有人。这一点其实也是为进士量身定制的，一来他们头上有“天子门生”的头衔，二来是在会试、殿试的过程中，能结识朝中大员并与之形成门生与座师的关系。
官场之上素来讲究人脉，有了师生、同年这些关系，必然会对仕途产生影响，就是地方督抚也会对进士另眼相待，一旦有位置空出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。
三是政绩要突出。基层州县官考核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钱粮、刑名两项，只要这两个方面不出问题，那就是有政绩，如果为官一任还能得到百姓的认可，那就是属于政绩突出了。事实上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难，至少有一半的人能达标，所以才将政绩作为第三个考核指标。
四是年龄不能太大。科举时代，年少得志者有之，大器晚成者亦有之，不仅仅是地方，就是在京师选缺也很看重年龄这一项指标。
以翰林为例，三年散馆后，能开坊的那一批人基本上都在40岁以下，一旦超过这个年龄，那么基本上就不会得到升迁，毕竟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，总不能要大用的时候，就已经面临退休了。
州县官也是如此，所以清代有很多进士出身且颇有政绩的基层官，都是因为年龄问题而丧失升迁机会的，被誉为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就是典型的案例，他当知县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。
以上四个条件，单拿一个来看似乎并不高，但是同时具备就很难了。而且这其中还会出现很多意外，诸如疾病、丁忧等等，这都会影响官员的仕途前程。
故而，90%的知县终其一生都无法越过正七品这一道槛，顶多就是从简缺调至要缺，从穷省调到富省。
知府几乎是地方官的天花板
如上所述，全国一千多个知县中，能再进一步的仅有10%左右，他们任满且在地方大计中获得一等后，就会进入吏部的晋升程序。
正常情况下，知县升迁一般都是散州知州，少有调至京师为官的。然后按照既定的步骤，进而升为直隶州知州。这一阶段，大致需要两个任期左右，即6年至10年左右。
直隶州知州按惯例可升知府，但这种规定只是用来安慰人的，若论难度比升任知府比升任知州的难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。
清中期时，全国知府的总数188个，看起来似乎也不少，可实际上到了知府这一层级，已经不是地方督抚和吏部说了算了，多数时候皇帝才是真正的决策者。
经常看御史文章的读者应该有印象，知县、知州、知府的缺是以“冲、繁、疲、难”四字标准划定具体等级的，根据不同情况分为最要缺、要缺、中缺、简缺。
然而知府在此基础上还附加了一条，即“请旨缺”，御史大致算了一下，188个府中，其中有一百多个都属于请旨缺。
以直隶九府为例，保定府、永平府、河间府、天津府、大名府、宣化府都是请旨缺；再以江苏八府来说，清一色都是请旨缺。
知府人选由皇帝亲自参与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那即是任用自己熟悉的人，这也是清代知府很少有从基层提拔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知府人选最常见的是从京师六部以及翰林院空降，郎中、员外郎属于主流，也不乏翰林院编修、检讨。只不过翰林院编修、检讨由于原品较低，到了嘉庆以后，就很少直接提拔为知府了。
剩余的几十个知府，都属于不太紧要的缺，由地方督抚和吏部提名举荐，由于基数太少，所以要想从知县爬到知府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