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程（程颢与程颐）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，二程思想是今天中华民族复兴的宝贵精神资源。他们的学说一重“觉斯民”，一重“寿斯民”，既有形而上的天理关切，亦有人伦日用的民生倾情。北宋时期政治家吕公著曾上书宋英宗推荐程颐，“伏见南省进士程颐，年三十四，有特立之操，出群之姿。臣尝与之语，洞明经术，通古今治乱之要，实有经世济物之才，非同拘士曲儒，徒有偏长。使在朝廷，必为国器，伏望特以不次旌用。”可见在当时儒者的眼里，程颐不仅明经术，更擅实学，是“经世济物之才”。
二程的“经世济物之才”，首先表现在强民本、厚民生的为政理论。“为政之道，以顺民心为本，以厚民生为本。”二程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，倡言民惟邦本：“《书》曰：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窃惟固本之道在于安民，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。”后来又对民本思想作了哲学上的申辩：“上，谓人君与居人上者，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，以安其居也。下者，上之本，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。故上之剥必自下，下剥则上危矣。为人上者，知理之如是，则安养人民，以原其本，乃所以安其居也”，阐明了上下位之间，下为本、为原、为基的根本作用，并从中引申“民”固为下，但惟有民安、民固，方有上之君的无忧。也因此，二程强调为政必须首先要关注民生，使民生富厚。“民惟邦本，本根如是，邦国奈何，民无生业，极困则虑生，不渐善教，思利而志功，乘间隙则萌奸宄，逼冻馁则为盗贼，设或遇大饥馑，有大劳役，奸雄一呼，所在必应，以今无事之时，尚恐力不能制，况劳扰多事之际乎。天下安危实系于此。”
如何来厚民生呢？首先，二程强调制民恒产。“天生烝民，立之君使司牧之，必制其恒产，使之厚生，则经界不可不正，井地不可不均，此为治之大本也。”这一思想显然来自孟子，但二程在主张制民恒产时，特别强调对土地的平均占有。如他们提出的具体的制民恒产的办法是以口授田。程颐说：“一夫上父母，妻子，以五口至八口为率，受田百亩。如有弟子，是余夫也，侯其成家，别受田也。”其办法显然有古代井田制的影子，但其中心思想还是强调耕者有其田，反对两极分化式的田地占有，以根本保证人民有衣食之源，从而保障生活无忧。所以，二程一再强调：“均田务农、均多恤寡、渐为之业。”为真正做到厚民养生，二程还主张按口授予的田，只能种粮食，不能种水果和糯米。因为水果不能当主食，不能根本解决饥饿，故不符合“种粟以养人”的授田目的；而糯米主要是用来酿酒，不能备饥。二程的这些主张或显偏激，但显然是从保民生的角度出发的，也是有鉴于当时的现实社会出发的，实际上是极为务实之举。
其次，表现在治国理念的本人情、合物理。二程认为国家的制度来自于人民的需要，出于生活习惯，“礼之本，出于民之情；礼之器，出于民之俗。”在他们看来，理想的政治都是顺应人情，合乎常理的：“圣人创法，皆本诸人情，极乎物理。”这一思想的哲学表达就是认为物质生活是一切的前提与基础。“故曰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彼庶民者，饥寒既切于内，父子不相保，尚能顾忠义哉？非民无良，政使然也。”相反，二程认为如果物质生活富足，则礼教必昌明：“养民者以爱其力为本。民力足则生养遂，然后教化可行，风俗可美。是故善为政者，必重民力。”显然，在二程看来，教化和风俗，都是建基于“生养”之上的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，二程极为注重百姓的安业，注重恒产的保证。他们反复申明，必须首先做到这一切，方可国泰民安。程颐说：“百姓安业，衣食足而有恒心，知孝悌忠信之教，率之易从，劳之不怨，心附于上，固而不可摇也。化行政肃，无奸宄盗贼之患，设有之，不足为虑，盖有歼灭之备，而无响应之虞也。”民生厚，则“民志定，然后可以言治。民志不定，天下不可以得而治也。”因为民生厚，则人民守礼向义，守正却邪，于是社会礼制秩序就有了牢固的基础。因此，即使有奸宄盗贼之患，社会也不会失序而动荡。而这一切并不是源自教化，而是奠基于民生的厚实。
再次，体现在“从宜适变”的赈灾理念和实践中。在对灾害的理解上，二程颇富批判的理性精神。在古代对灾害的理解中，盛行鬼神作祟和天谴说，意为人世间的灾害，源自人的过失，故鬼神和上天以之来警告和惩戒人类。如董仲舒说：“灾者，天之谴也”。二程不认同此看法，他们严分天、人，“天火曰灾，人火曰火，人火为害亦曰灾。”二程认为天灾亦是人类生活变化所引发的一种结果，“古之时，民居少，人各就高而居，中国虽有水亦未为害也。及尧之时，人渐多，渐就平广而居，水泛滥，乃始为害……上世人少，就高而居则不为害 后世人多就下而处则为害也。”这一看法不仅符合历史实情，而且理性地排除了神秘力量的决定作用。二程进而断定天变和人事无涉，而且人事若胜，则天变亦难为灾，汉儒所谓天有意为灾，完全是附会臆说：“天人之理，自有相合。人事胜，则天不为灾，人事不胜，则天为灾。人事随天理，天变非应人事。如祁寒暑雨，天之常理，然人气壮，则不为疾，气羸弱，则必有疾。非天固欲为害，人事德不胜也。如汉儒之学，实牵合附会不可信”，这类理性的天灾思考，是二程实学思想的卓越精神结晶。
在应对天灾的实践中，二程更体现出“随时而动，从宜适变”的智慧。二程强调赈灾一定要有备虞的忧患意识，饥来而济，则济不胜济，“不制民之产，无储蓄之备，饥而后发禀以食之，禀有竭而饥者不可胜济也。”在具体的赈济实施中，二程强调一定要精准，不能漫天撒网，只在表面热闹的抚恤，必谷尽而人亡：“或给之米豆，或食以粥饭，来者与之，不复有辨，中虽欲辨之亦不能也。谷贵之时，何人不愿得食，食禀既竭，则殍死者在前，无以救之矣。数年前，一亲戚为郡守，爱恤之心可谓至矣。鸡鸣而起，亲视表散，官吏后至者必责怒之，于是流民歌咏，至者日众。未几谷尽，殍者满道。”为避免这一悲惨结果，二程创造性地提出“节”的精准救济：“唯有节则所及者广”。此处的节，意指针对实际情况的因地制宜，精准施策。其要义是分食时的针对性：“凡济饥，当分两处。择羸弱者，作稀粥，早晚两给，勿使至饱。俟气稍完，然后一给。”同时，“如作粥饭，须官员亲尝，恐生及入石灰。不给浮浪游手，无是理也。平日当禁游惰，至其饥饿，则哀矜之一也。”其核心是，根据饥民的身体状况，一早一晚两次分食；另外，煮饭时注意卫生，不能让饥民雪上加霜，其间的仁爱恻隐之心，让人心动。在二程看来，救饥的宗旨是“使之免死而已，非欲其丰肥也”。